2017年3月17日，温州二中校庆办杜亦平、王惜时老师前往二中名校友郑张尚芳先生家中拜访。

在家中，郑张尚芳先生向到访者介绍了自己历年在语言学领域获得的一系列成果和学术突破。回忆母校生活，郑张先生激情依旧，并且热心关注母校现状。我们也为郑张先生带去了他在读时期的珍贵资料。

郑张尚芳谈论母校

郑张尚芳与其著作

郑张尚芳部分著作

【校友词条】

郑张尚芳，男，著名语言学家、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语音研究专家，浙江温州人。长期以来，他从事汉语方言、古音、汉藏语言比较研究，他所建立的上古音体系，被海内外汉藏语学界认同。他也因此成为国内语言学界古音韵研究的权威，汉语古音学说有代表性的八大家之一。1991年晋升研究员，1994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为中国语言学会、汉语方言学会、国际汉语语言学会会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兼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教授和南开大学教授等。

【校友记忆】

继轨前踪 应先立志

⊙郑张尚芳

我是温州市立中学1952年高中毕业生，这是我的最高学历了。虽在后来我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语言学家中的一员，但我没有正式念过大学，更不是研究生，考高级职称时学历还写“高中毕业”。

我原本是农村孩子，生于永强寺前街（今称瓯海区永中镇）。1947年考入永嘉县立中学，因家境贫寒念公费，在母校连念了5年半。1952年在市中提前毕业时，因高考体检生病未考成，又留校先后担任过图书馆和实验室职员（接陈新新、陈立明两位老师的班），所以我又是在母校兼任过师生的老校友。

母校有许多好老师。教过我课的沈炼之、颜品仁、陈铎民、单秀栋、朱鹏、郑祥和、李志强、冯坚等老师，后来都去高校任教了。温州著名诗人唐湜、艺术家叶曼济以及杨学德、冯权（乐平）、周龙等老师也教过我。金文专家，后任《金文大字典》主编的华东师大教授戴家祥（幼和）先生，很喜爱我这个学生，让我到他家中看他的画和他的手稿，教了好些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就在这些好老师的辛勤培育下，我打下了以后自学的较好基础；也是在母校老师的启发诱导下, 我产生了对写作和对语言学的浓厚兴趣。汪远潍先生让我自由借阅他的丰富藏书,使我得以学习到外间少见的名家作品。

母校提倡学生的课余兴趣活动。从初一起，我们班在冯乐平先生倡导下，就开展多种兴趣活动，文艺、劳作、生物小组都很活跃。尤其壁报，班里就办了《海星》、《海燕》、《春蕾》等好几个。我们办的《海星》每期都由字写得最好的张南棣抄写，曾经获得初中部冠军。壁报上我习作的一篇小说，老师看了认为不错，给投寄到《中国民报》，1948年6月2日在《青年习作》第11期刊出，这是我初尝到作品发表的兴味。

上初中时，语文老师鼓励同学搜集谚语来丰富词汇，我很感兴趣，就带头组织了一个谚语兴趣小组。温州许多土话很难用汉字记录，探究怎样克服记录土话的难题，使我着迷。除了从《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查字外，没法用汉字记的就试着用拼音记录。一是利用我刚学的“拉丁化新文字”，利用潘祖华同学送给我的、他祖母留下的温州教会罗马字课本等；二是使用颜品仁老师教英语用的国际音标。这就促使我去学习和研究怎样给方言拼音。直到以后在图书馆找到赵元任先生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一整套用国际音标记录温州方言的方法，才真正摸索到研究语言的科学道路。

很多老同学现在碰面时，还提起我在校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事。原来1949年温州成立以赵属民为首的“温州新文字研究小组”时，我就是成员之一，在研究小组中我还编印过《温州话新文字讲座》。由于我姑父杨端毅、叔父郑家琛抗战时曾合编过《永嘉话新文字》稿，我对拼音并不陌生。但“拉丁化新文字”还只是汉语拼音的一种工具，它跟科学记录汉语语音还是两码事。通过学习语言学，看到当时国内新派语言学家都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汉语方言音韵研究”为圭臬，觉得在汉语言研究上我们竟不如外国人，深以为愧。我们温州人更是晚清语文学大师孙治让的同乡，如母校校歌所说，我们能不能“继轨前踪”，在汉语言研究方面赶超高本汉呢？这个念头使我迷上语言学。虽然以后几年我曾进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专修班，其实也想借此机会到北京面访语言前辈求教问难。我第一篇有关语言学这汉语拼音方案讨论的文章，还是在地质队写的，当时署名是郑张祥芳。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复姓“郑张”。其实改用这个姓名也是在母校上学的时候。我在校原名郑祥芳，可在温州就碰到过5个同名者。在念高一时, 初一又来一个郑祥芳，有人写信忘了写高初中, 就彼此拆了对方的信。我想这很槽糕，外地还不知有多少同名的。后来看到低班同学有曹黄强、单郑生、陈朱希昭等，就依父母双姓改名郑张祥芳。我还有一个笔名“尚芳”，后来合在一起便成为“郑张尚芳”。国外学者误以为我是已婚女士，引我的论文还用she、her，过后知道我是自改双姓，父母平等，觉得这种作法值得提倡，还值得今后独生子女取名时效法。

我长期自学所写成的一些看法，得到语言学界前辈王力、袁家骅、吕叔湘、李荣、王辅世等先生的鼓励、指导与支持，1964年终于在《中国语文》连续2期发表《温州音系》、《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共13.5万字，引起国内外同行注意，并被招到浙江省方言调査组，作了3年方言调查工作。“文革”开始后，又被命令“回乡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温州渔业机械厂当了十几年工人。1978年方被借到《汉语大词典》温州师专编写组。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全国招考研究人员，我大胆报考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经考试及论文答辨后幸而录取。在众多考生中，我是以只有高中学历的普通工人身份，通过自学直接考取高级职称的，算是一次比较大的“跳级”，当时中央台、浙江日报等都作过访问报道。

进入语言学界后，我参加了《中国语言地图集》（全国社科重点项目）的编制工作。又在汉语上古音研究上设计了不同于高本汉、王力、李方桂氏的拟音系统，被海外认为是近年有代表性的8家汉语上古音系统之一（大陆只列王力、郑张2家），被美国汉学家Baxter列为修订高本汉上古、中古拟音的14家之一，终于实现了自己中学时代赶超高本汉的方言音韵研究那个愿望，并于1991晋升为正研究员。

现在我已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被邀在国际会议演讲或作首席发言4次。身为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语言学会、国际汉语语言学会会员，又被选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还被上海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美国传记研究院（ABI）所出有成就人士名录中，也分别刊出了小传。

我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都是与母校对我的哺育栽培分不开的。我不由又想起母校校歌对我们的要求：“望儿辈英才秀出，匡时济世！”、“品德须修，学术是竞，愿继轨前踪，应先立志！”祝愿新旧同学校友们立志共勉，勤学苦练，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共同贡献自己的力量！

（原载于《温州二中校庆纪念册（1931-1996）》）